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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是吗？”领事终于挂上电话。

    “莱昂，先生，莱昂·克里斯滕。”

    “当然。在这里工作多久了，莱昂？”

    “圣诞节之后就是三年了。”

    “能说俄语吗？”

    “能，但我的法语和德语更好一些。”

    “很好，很好，”领事点着头，虽然发报员并不明白好在哪里，“我们需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先生？”

    “戴维会给你一辆车，”领事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看了副领事一眼，得到后者颔首许可才继续，“是的，一辆车，一辆雪铁龙，我想，一辆能胜任长途旅行的车。”

    “为什么？”

    “显然，斯科特，原定的司机，得了急性肠胃炎——”

    “领事的意思是，”戴维温和地说，接过发言权，就像从步履不稳的幼儿手里取走玻璃杯，“你会去一趟贝尔格莱德。”

    “无意冒犯，先生，但为什么？”

    副领事摘下眼镜，仔细地擦了擦，把它放到电话旁边，“因为你会把‘乌鸦’接回来，克里斯滕先生。”

    ——

    莱昂·克里斯滕绝不是为了成为无线电发报员而跳进外交这个浑浊鱼塘的。

    他的母亲，上帝保佑她卫理公会的灵魂，更希望莱昂能当个兽医，这样当牧场里的母牛要生产的时候就不需要到二十公里外把那个喜欢嚼烟草的墨西哥人请来了。当莱昂最后一次从华盛顿回来，宣布自己即将被派往欧洲的时候，克里斯滕太太往装厨余的垃圾桶里吐了一口痰，继续搅拌锅里的马铃薯浓汤。

    莱昂在1972年1月23日到达巴黎，坐的是一架C5运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