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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合时宜，因为有些过去富裕的州县，如今已经渐渐衰败，而过去人烟稀少的地方，也开始重新繁衍生息。

    各地以“上上县”、“上中县”“上县”、“中县”等等方式来区分税收的条件，却不考虑人口变化带来的影响，长此以往，富县更富，穷县更穷，甚至有顶着“穷县”帽子少交税却粮仓尽满的，都是很大的隐患。

    唯一没有以自己部中事情发表意见的，便是刑部，但刑部尚书庄敬也提出一点非常担忧的事情，那就是现在无论是百姓也好，大臣也好，都不敢说实话了。景帝、恵帝时期文人的风骨荡然无存，官员结党营私，士子拉帮结派，只说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死谏之臣越来越少。

    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非好事。

    刘凌在问政的过程中，越听越是心惊，越听越是害怕，虽然其中不乏朝臣们故意夸大其词引起他重视的部分，但大部分事实还是摆在那里，而且短期内都不可能解决的。

    他的父皇最多半年后就要静养休息，可六部提出的问题，没有哪一个是三五年内能够完成的，尤其是兵部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四处都在打仗，可各地府兵都快拿不起武器了，何谈打仗？

    父皇让他自己考虑殿试用哪个题目出时务策，现在放在刘凌面前的问题，不是该用哪个问题出时务策，而是问题太多，一个题目已经不够用了！

    他恨不得把全天下的有识之士都找来，一个个回答他心中的问题才好。

    不仅仅刘凌关心这届恩科殿试的题目，满朝文武和全天下的士子都密切关注着这位“未来储君”将来的施政方向。